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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拍摄于1950年的英国电影《魔盒》（The Magic Box）中，伟大的英国演员罗伯特·多纳特（Robert Donat）饰演了威廉·弗莱斯·格林（William Friese Greene）——电影的发明者之一。这部影片是为名叫“不列颠节”的典礼而摄制的，里面到处是友情出演的明星，你能看到当时英格兰最大牌的五六十个演员全都在片子里跑龙套，比如扮演警察的那个人——就是劳伦斯·奥利佛爵士（Laurence Olivier）。

　　弗兰克·卡普拉（Frank Capra）曾说，“电影是一种病”。我从小就患了这种病。每次与母亲、父亲或是哥哥一起走向售票厅时，我都能感到它在发作。你得穿过那些门，踩着厚厚的地毯向前走，走过香喷喷的爆米花摊，才能来到检票员面前。如果是老式电影院，你还要路过另外几扇装着小窗子的门，途中你会瞥见里面那块大荧幕上正在发生着一些很神奇、很特别的事情。等到最终入场时，我感觉自己好像来到了一个神圣的地方，就像神殿一样。就在这儿，周遭世界经过再创造得以发散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光是电影的起点，是其根本——因为电影的原料正是光，而且直到现在，最适合放映电影的仍然是漆黑的房间，只有影片是唯一的光源。不过光也是万事万物的根本。许多创世神话都以黑暗为背景，以光作为真正的开端、借指万物形式的出现。正是光使得我们能将事物区分开、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区分开，让我们识别出相似和差异，让我们为世间种种冠名并阐释这个世界。想想英语中的那些比喻，在什么的“指引中”（inlightof）看到了什么、得到了“启蒙”（enlightened），这说明光是自我意识的核心，也是自我认识的核心。

　　我记得大概五六岁的时候，有人放了一部16毫米胶片的动画。那人允许我看看放映机里面是什么样子，于是我看见那些小小的静止画片呆板、匀速地穿过一道门。在门里它们上下颠倒，动了起来，而在屏幕上它们恢复正常，仍然在动——至少是给人一种在运动的感觉。（大家都知道，电影1秒24帧——现在也有走向48帧的趋势——其实是静止图片的高速连续呈现。——译注）但还不仅如此。就在那个时候、那个地方，有一种东西在闪烁着。詹姆斯·斯图尔特（James Stewart）在与皮特·博格丹诺维奇（Peter Bogdanovich）的一次谈话中将电影称为“时间的片段”。看见那些小人动起来的时候，我体会到的神奇也正是劳伦斯·奥利佛在《魔盒》的那个场景中第一次看见活动图像时的感受。

　　这种冲动为我们带来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影片——《小猫打拳击》。这段拍摄于1894年的影片出自托马斯·爱迪生之手，地点是新泽西的“黑色玛利亚”摄影棚，器材是爱迪生电影机（Kinetograph）。毫无疑问，爱迪生也是电影的发明者之一。谁是电影真正的发明者，这个话题一直争议颇多——爱迪生、法国的卢米埃（Lumiere）兄弟、英国的弗莱斯·格林和罗伯特·保罗，究竟是谁？其实还可以向前追溯：早在1888年，就有一名名叫路易斯·普林斯（Louis Le Prince）的人摄制了一段短小的家庭影片。

　　再后来，剪辑又将所有的一切向前推进。第一次从一个画面转到另一个画面、从一个视点转换到另一个视点而不影响动作连续性的剪辑是谁做的？再次引用托马斯·曼的话——“遥不可及”。时间最早、最为著名的剪辑例子出现在埃德温·波特（Edwin S.Porter）于1903年制作的《火车大劫案》（The Great Train Robbery）中，这部电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尽管画面从轿车里面转到了外面，但我们知道动作并没有中断。

　　几年后出现了一部名为《佩吉巷的火枪手》（The Musketeers of Pig Alley）的电影。这部由大卫·格里菲斯（D.W.Griffith）制作于1912年的著名影片是当时的几十部单卷电影之一，今天普遍认为它是第一部片。实际上，这是一部伟大的纽约下东区街头电影，不过，拍摄地其实是新泽西的李堡。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镜头：匪徒们沿着墙体前行，每个人都缓慢地走向摄影机、走进夸张的特写，最后离开画面。在这个场景里，他们到达佩吉巷之前还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路，这是对著名摄影师雅各布·里斯（Jacob Riis）拍摄的《罪恶的土壤》（Bandit’s Roost）进行的再创作，但在荧屏上你看不出他们走过了那段路。你是在用心看这部电影，在进行推理。而这就是让电影卓然不群的第四个元素：推理，心中看见的影像。

　　对我来说，这就是让我开始着迷的东西。这就是促使我不断前进、每每让我激动不已的东西。你拍一张相片，再把它和另一张相片放在一起，你的头脑就会看到第三张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相片。苏联电影制作人谢尔盖·爱森斯坦（Sergei Eisenstein）曾描写过这种过程，这也是他制作电影的重心。这就是吸引我的东西——有时候枯燥乏味地惹人烦，但总能激动人心——如果稍微改变一下剪辑的时间、剪掉几个画面甚至只是一个画面，那么你头脑中看到的第三个画面也会随之改变。我想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电影语言吧。

　　1916年，大卫·格里菲斯制作了历史题材影片《党同伐异》（Intolerance）。在某种程度上说，它对《一个国家的诞生》（The Birth of a Nation）表现的种族歧视主题做了补充。《党同伐异》放映时长约3小时，格里菲斯在这部电影里进一步应用剪辑手法：他让4个不同的故事——圣巴多罗缪的屠杀、基督受难、巴比伦的沦陷和一个关于1916年美国贫富阶级斗争的故事在影片中交替出现。在电影结尾，格里菲斯分别剪辑了这些故事的高潮部分——对不同时间的片段进行交叉剪辑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举动。他将画面连缀在一起，不是为了讲述故事，而是为了表达主题：这部电影的主题就是，党同伐异这一现象在每个年代都会发生，而且总是具有毁灭性。爱森斯坦后来撰文描述这种剪辑方法，给它取了名字——他把它叫做“理性蒙太奇”（intellectual montage）。

　　美国电影评论员曼尼·法伯（Manny Farber）说，每一部电影都传承着那个时代的DNA。罗伯特·怀斯（Robert Wise）的《地球停转之日》（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）是美国电影的黄金时代里真正伟大的科幻电影之一。这部影片制作于冷战早期，1951年，包罗了紧张、妄想、对核灾难爆发和地球末日的恐惧以及千千万万个难以言喻的元素。这些元素必须要用光线和阴影来表达，角色之间情绪和心理的相互影响、那个时代的氛围都融入了拍摄之中，在摄影机后面做的每一个选择都直接决定着观众——比如我和我的父母——的观影体验。这就是一部经历过特殊时代的电影所能呈现出来的东西，正是这些元素让电影在观众眼里变得真实而生动。要是你仔细研究这些元素，还会得到更加丰富的感受。

　　我们必须把眼光放长远，除了官方怀着敬意承认其尊崇地位的影片之外，更要系统地保留每一段影像。电影发展至今，看过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（Alfred Hitchcock）导演拍摄于1958年的《迷魂记》（Vertigo）的人已不算少。这部电影在当时褒贬不一，随后便就黯然消失了。甚至在上映之前，大家也觉得它只不过是这位悬疑大师的另一部作品罢了，仅此而已。那时候希区柯克几乎每年都有一部新作，简直就像系列电影。

　　就像许多——可能是所有——伟大的影片一样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观看《迷魂记》，不是为了重温情节，意境和叙事同样重要：满是回忆的旧金山，那种特殊的心境，过往时时刻刻盘旋在身边，太平洋上的雾气折射着灯光，詹姆斯·斯图亚特饰演的主角内心的不安，伯纳德·赫尔曼（Bernard Herrmann）幽幽的配乐。正如电影评论家凯特所写，《迷魂记》这部电影，你得看上两遍才算是看过。那些从没看过的人呢，等你去看了，就明白我的意思了。

　　每隔10年，英国电影杂志《视与听》（Sight and Sound）都会在全世界的影评人和电影人中间举行投票，请他们列出自己心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部电影，然后记录并公布。1952年，第一名是维托里奥·德·西卡（Vittorio de Sica）伟大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《偷车贼》（Bicycle Thieves）。10年后，奥森·威尔斯（Orson Welles）的《公民凯恩》（Citizen Kane）位列榜首，并一直保持了40年。直到去年，它的地位被一部1958年首映、上映不久就销声匿迹的电影所取代，这部电影就是险些与我们永别的《迷魂记》。顺带一提，《公民凯恩》也差点儿跟我们诀别——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它的原始底片在洛杉矶遭遇火焚。

　　我们必须记住：也许我们以为自己清楚可以留存下去的是什么，也许我们信心十足以为自己一定知道，但我们其实不知道，也不可能会知道。我们得记住《迷魂记》、南北战争底片和苏美尔石碑在它们所属时代的遭遇。此外我们还得记住，《白鲸》（Moby Dick）在1851年出版时只卖出了几本，其余没卖出去的都放在仓库里被一场大火烧毁；这部小说曾一度默默无闻。这是赫尔曼·梅尔维尔（Herman Melville）最伟大的小说，也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品之一，却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到重视。

　　马丁·斯科西斯的多部电影作品反映了美国社会问题而被誉为“电影社会学家”。其代表作《出租车司机》（Taxi Driver）曾经获得1976年嘎那国际电影节的金棕榈奖，另外他的《愤怒的公牛》（Ranging Bull），《盗亦有道》（Good Fellas），《恐怖角》以及（Cape Fear）等作品都是好评如潮。2007年于靠《无间行者》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，功德圆满。2010年1月18日，第67届美国电视电影金球奖，马丁·斯科塞斯荣获终身成就奖。2011年1月15日，第68届美国电视电影金球奖，马丁·斯科塞斯凭借《雨果·卡布里特》荣获最佳导演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