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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《出庭着装指引》发布前后，围绕是否应废除律师佩戴假发的传统，英国法律界争论不休。其中，王室法律顾问莱斯利·托马斯（Leslie Thomas）呼吁废除这一传统。他批评传统的法庭假发“缺乏文化敏感度”，基于白色人种的发型设计而成，其他族裔佩戴则显得滑稽。同时他认为，假发是十七世纪男性的潮流，在二十一世纪延续这样的装扮是荒谬的。前司法大臣、前大律师罗伯特·巴克兰（Robert Buckland）则持反对意见，认为假发与校服类似，不应该迎合社会变迁。在他看来，假发使年轻律师在法庭上获得与资深律师同等的尊重，同时假发保障了律师的安全，因为他们脱下假发之后难以被辨认出来。

　　回顾历史可以发现，佩戴假发的潮流兴起于十七世纪的法国，成为君主权威的象征；随后，这一风尚传入英国，自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起，英国法律界普遍将假发纳入出庭装束，以此彰显法律的权威和庄严。十八世纪以后，假发在西欧社会得到进一步普及，凸显出不同职业的特性，凝聚了职业的社会声望，从而增强了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同，并使社会秩序得到巩固。尽管十八世纪末以来的革命和变革浪潮不断对假发传统产生冲击，但法律行业连同英国民族的独特性，使律师佩戴假发出庭的传统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得以延续。

　　在十七世纪的法国，佩戴假发风气的形成和发展，与君主权力不断强化的趋势密切联系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扮演了重要角色。起初，这两位国王都是出于维护个人形象的目的而佩戴假发：路易十三年轻时便遭遇秃顶问题的困扰，为了掩盖缺陷而戴上由三大块头发拼接而成的假发；路易十四则因治疗斑疹伤寒而失去大量头发，从而戴上由私人理发师伯努瓦·比奈（Benoît Binet）设计和制作的波浪卷长假发。佩戴假发的路易十四，如同雄狮一般雍容华贵、气度不凡，尽显君主的威仪。因此，路易十四将假发作为彰显君主权威的象征，赋予假发比其他服装配饰更优先的地位；他也将佩戴假发纳入繁复的宫廷仪式当中，并雇佣了48名假发匠，为其设计和制作不同样式的、适用于不同场合佩戴的假发。在路易十四的引领下，佩戴假发的潮流在法国宫廷里传播开来，大臣们为了迎合国王的喜好，纷纷戴上假发。这一潮流的盛行，使国王和大臣们的等级差异得到了更加直观的体现：只有国王才有权佩戴波浪卷长假发，大臣们只能佩戴其他和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假发。愈发明显的等级差异，则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宫廷内部的权力等级。由此可见，在十七世纪的法国，佩戴假发成为彰显君主权威的重要象征，以及巩固宫廷等级秩序的重要手段，在推动权力集中化的进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政治和文化作用。

　　推动假发潮流从法国向英国传播的，则是英王查理二世。英国内战期间，查理二世的父亲查理一世（Charles I, 1600-1649）被处死，英国废除了君主制，改建英格兰共和国。英国王室失势后，查理二世被迫流亡。其间，他得到路易十四的政治庇护，并见证了假发潮流在法国宫廷中的兴盛。1660年查理二世被迎回英国担任国王，标志着斯图亚特王朝复辟，而他也将佩戴假发这一“法国风尚”带回英国，致力于效法路易十四，推动男士假发在英国王室和上层社会传播开来。也正是在这一“上行下效”的过程中，假发逐渐被英国法律界接受。

　　在假发兴起之前，英国法官和出庭律师的装束同样遵循严格的规范。十二世纪末，英国律师佩戴一种白色紧身帽（coif），这种帽子紧贴头部，遮住双耳，并通过一根细绳固定在下颚处。到了十六世纪末，英国律师和法官普遍在白色紧身帽的外面再佩戴一顶黑色无边帽（round black skull cap），按照规定，白色紧身帽的边缘必须露出来。关于假发在英国法律界的传播，有两个细节值得留意：一方面，此前的白色紧身帽和黑色无边帽，并未因为假发的流行而迅速“退场”，而是得到了保留。它们先是相叠加套在假发上，而当它们因佩戴假发之风的盛行而越发显得累赘时，其尺寸便逐渐被缩减，最终化作假发顶部的白边黑色小圆布片。另一方面，法律界对假发的接受，事实上经历了一个磨合过程。起初，年资较高或立场保守的法律人士对佩戴假发持冷漠乃至抵触态度，直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，法律界才普遍将假发纳入出庭装束。

　　假发之所以逐渐被英国法律界接受和采用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，它凸显了司法的功能，彰显了法律的权威。在现实层面，当律师和法官佩戴假发出庭时，他们的表情和情绪便得到了弱化，这有助于提高庭审效率，并营造出客观公正的庭审氛围。倘若上升至象征层面，假发这一庭审装束则体现了法律的超然性，它使律师和法官彰显肃穆庄严的气质，成为至高无上的正义的化身——正如英国学者佩妮·达比希尔（Penny Darbyshire）指出，假发是“脱离躯体的正义之脸”。

　　这一时期，越来越多的职业将假发作为自身装束的组成部分，1764年版的《假发百科全书》（lEncyclopédie perruquière）便记录了多达115种不同的假发款式。各式各样的假发，逐渐成为区分不同职业的标志。其中，全底假发（full-bottomed wig）是十七世纪以来英国法律界佩戴的经典造型，这种假发的两侧和后侧布满浓密的环形卷，从头顶垂下，一直到肩部和背部。最初，英国的医生群体同样把全底假发作为自身的职业装束，十八世纪中叶之后，内科医生则改佩戴一种雪白的、环绕后颈部的茂密假发，并将这种他们专属的假发称为“内科假发”（physical wig）。至于教会神职人员佩戴的假发，其顶部则呈镂空状，戴上后仍有“僧侣式光头”的效果，同样体现了鲜明的特征。

　　假发不仅是彰显职业特征的标识，而且凝聚了职业的社会声望。在法律界、医学界、学术界等领域，没有佩戴假发便出现在公众场合是有失社会身份的。十八世纪末期，拿破仑的私人医生科尔维萨（Jeans-Nocolas Corvisart, 1755-1821）在首次应聘时，便因为没有戴假发而不被录用；歌德则在自传当中，回忆了他年轻时拜访戈特舍德（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, 1700-1766）教授时遭遇的“罕见经历”：教授在没有佩戴假发的情况下，便来到客厅迎接学生，随后才从仆人手中接过假发佩戴好。在当时的歌德看来，教授忘记佩戴假发就出现在客人面前有失师道尊严。在佩戴假发的情况下，假发的外观便成为判断社会声望的重要参考标准。例如在英国法律界，律师或法官佩戴的假发越老旧、越脏，说明他们的资历越深厚，因此越值得信赖。

　　基于上述两大社会功能，假发成为一种增强个体职业认同感的文化象征。假发将不同职业的差异凸显出来，有助于个体通过更加直观的比较，对自己的职业形成更加直观的认识。同时，佩戴假发使个体所从事的职业更加容易赢得外界的认可和尊重。佩戴假发不仅具有外在的功能和象征义，而且是一种切身可感的个人体验：假发与个体的身体直接接触，成为个体外在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；也正是通过这种直观的方式，假发佩戴者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声望得以被外界辨识。由此可见，假发不仅是一种现实的物质纽带，而且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联结，它使个体与所属的职业共同体，乃至与更大的社会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通过由外而内的方式，使个体逐渐形成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同。

　　假发的逐渐普及，同样使社会秩序不断得到巩固。不同假发在价格、材质、款式等方面呈现出来的差异，直观地反映了不同职业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。最初，一顶假发价格不菲，唯有财力雄厚的贵族和上层社会才有能力负担，因此，能否佩戴假发，成为判断社会地位的重要参照。渐渐地，出现了价格不一的、使用不同材质制成的假发，其中使用人发制成的假发最为昂贵，使用马鬃、羊毛等材料制成的假发价格则较为便宜。假发的款式同样体现了不同职业的社会地位差异，例如作为“路易十四同款”的波浪卷长款式假发更受高级官员、法官、教授等职业的偏爱，也更为这些“地位较为显赫”的职业所选择，而其他职业只能选择其他款式的假发。在诸多假发当中，十七世纪以来英国法律界佩戴的全底假发体积庞大，多由优质马鬃手工制成，制作工序繁复，成本高昂，不仅彰显了法律的权威，而且反映了法官和律师群体的社会地位以及威望。可以发现，假发的普及化对社会秩序的巩固，与路易十四时代假发潮流对宫廷内部权力等级的巩固，二者存在共通之处。

　　同时应当看到，假发的普及化，使个体与所属职业群体之间，以及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得到显现。一方面，假发使同一职业的成员形象趋于一致，在外观上象征着职业内部的平等，从而成为个体职业认同感的重要来源。另一方面，假发也掩盖甚至消解了个体独有的外表特征和个性，佩戴假发从事工作或参与社交的个体如同戴上了面具，被外界视为所属职业乃至所属阶层的“代言人”。罗伯特·巴克兰在反对废除律师佩戴假发出庭的传统时，基于平等和安全的角度提出的两点理由，正从侧面印证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这种张力。

　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，对英法两国造成了重要影响；英法两国对大革命的态度差异，体现在他们对假发习俗的态度变化上。在法国，主流声音反对维持假发传统，将佩戴扑粉的假发者视为特权阶层和“旧制度”的象征。这一时期，革命者当中流行卡拉卡拉发型（Coiffure à la Caracalla）和提图斯发型（Coiffure à la Titus），其中，卡拉卡拉发型是一种紧贴头皮、环绕脸庞的浓密短卷发造型，提图斯发型则更加简洁利落。而在英国，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年轻自由派放弃佩戴假发，并剪短自然头发；忠于国王和传统的保守派，则保留佩戴假发的习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受到法国革命者青睐的提图斯发型，在传入英国后，被英国人讽刺地称为“断头台发型”（Coiffure à la Guillotine）。同时在1795年，英国政府为了资助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而对假发粉征税，高昂的税额间接推动英国假发时尚的衰落。

　　在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，当其他职业纷纷废除佩戴假发的传统时，法律界却仍然坚持在法庭佩戴假发。在此之后，围绕“废除还是保留假发传统”的问题，法律界内部展开了多场争论：1868年，有律师抗议在炎热天气佩戴假发难以忍耐，提议废除佩戴假发出庭的传统，但由于支持人数不足，这一提议以失败告终；1948年，英国下议院的一个常设委员会讨论了一项动议，该动议希望在《刑事司法法案》当中加入“禁止律师穿戴假发和法袍出庭”的条款，这项动议遭到压倒性否决，但受其影响，越来越多人呼吁废除法律工作者的假发和法袍；2007年，英国的家事法庭、民事法庭和最高法院不再硬性要求出庭律师佩戴假发，但仍然要求刑事法庭的律师佩戴假发出庭。